日据时期，日本当局把台湾地方划分为五州三厅，以总督为首的统治系统则以台北州为中枢。当时语境下的“国语”是“日语”，所以下图所示的读音也是以日语发音为准。值得注意的是，“厅”要么在小群岛，要么在人口相对稀少、发展水平相对较落后的台湾东部地区（俗称“后山”，因为从大陆来台人民的视角来看，这一块地方正好让玉山、阿里山等层层屏障遮挡得严严实实）。这一点和中国清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厅”这一行政单位很像，现在的日本也有类似的行政单位，比如北海道有所谓“支厅”。
台北州厅（the Taihoku Government），也就是台北州的政府厅舍，1913年动工，两年后告竣。这是一座经典的巴洛克式建筑，颇具欧洲风情。该厅的设计者是台湾总督府聘用的日本籍建筑师森山松之助。
日据时期，当局大兴土木，营造了一系列著名建筑，如台湾总督府（今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地点）、台北州厅（今台湾当局监察部门）、台湾总督府博物馆（今台湾博物馆）、台湾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台北帝国大学校园（今台湾大学校园）、建功神社（今台湾艺术教育馆）、台南地方法院（现在作为专门古迹对外开放）等。有立就要有破，新建筑的兴起，必然伴随着一些旧建筑的退场。下图所示就是台湾总督府和台北州厅所在地的新旧对照图，左下就是台北州厅，而右下就是台北州厅所在地的原貌，可见是一座富有闽台风格的中式建筑。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原台北州厅一度被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使用。国民党当局退往台湾后，1958年，原台北州厅成为台湾当局监察部门的办公厅舍。1998年，台湾当局正式将该建筑列为“国定古迹”。2015年4月24日，时值该建筑落成百年，中华邮政特别发行纪念邮票一套一枚，以彰其事。
国民党集团退往台湾时，将自己的一套“国民大会”、“五院”的政府体系也一并携去。根据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监察院职权颇重，可以行使同意、弹劾、审计等权限。根据台湾当局的权威解释，“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共同相当于“民主国家之国会”。该宪法体系下的监察院并非纯粹的如孙中山构想所示的承袭中国风宪机关传统的纯监察机关，而同时具有民意代表机关和准司法机关的性质。
然而，理论与实际永远存在着差距。监察院虽然看起来位尊权大，但它与现在大陆的监察委员会不同，它缺少受自己层层领导的地方性机构，脑袋大身子小，在地方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存在感。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就连“地方公务人员”的弹劾也统归监察院办理，而监察院的组成人员不过撑死几百号监察委员，不免疲于奔命。而且，监察院不能像监察委员会那样自行采取政务处分等有力措施，其弹劾、监督权力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机关（如国民大会、法院）是否积极响应，从而也影响了它履职的效能。上世纪末，台湾当局推行“修宪”，监察部门权力大幅缩水，失去了人事同意权和弹劾台湾当局正副领导人的权力，且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独立地位——连“院长”都是由地区领导人提名、立法部门同意，委员的产生也不再依靠选举，而是经由地区领导人和立法部门双重同意而任命。眼下，监察部门和考试部门已经严重边缘化，几乎每年都有民意代表提出“修宪”以废除这两院。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或许也提示我们，调和中国传统良法美制与西式政治法律制度，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其实这一点在考试部门显得更为突出——用大陆的政治体制做个类比，你能想象有一个和国务院平级的正国级的“国家公务员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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